美国中国史学界“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1]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中，逐渐淡化过去中国史研究中强烈的对策性色彩，与费正清一代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不同，形成了与传统的“整体研究”有着很大差异的学术趋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术趋向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中国史研究与其它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一样，作为其霸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官方史”特征。在这一领域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人物。由于当时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许多学者，或是他的学生，或是受过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使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进行的。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以及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形式。在这些著述中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芮玛丽(MaryC.Wright)的《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TheLastStandofChina’sConservatism:TheTung-chihRestoration,1862—1874)、列文森的(JosephR.Levenson)《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Ch’ich’aoandtheMindofModernChina)、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China’sEarlyIndustrialization:ShengHsuanhuaiandMandarinEnterprise)、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地关注了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它把中国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差异。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使中国史研究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在这一浪潮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孔飞力(PhilipA.Kuhn)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andItsEnemiesinLateImperialChina)。该书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它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2]此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国家范围向下转。最先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的层次上。如：楼兹(EdwardJ.M.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RepublicanRevolution:TheCaseofKwangtung,1895—1913)、凯普(RobertA.Ka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andtheChineseRepublicrovincialMilitarismandCentralPower,1911—1938)、舍登(DonaldSutton)的《地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MilitarismandtheChineseRepublic:TheYunnanArmy1905—1925)和周锡瑞(J.W.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andRevolutioninChina:The1911RevolutioninHunanandHubei)。差不多在这同时，以省级以下单位为考察范围的研究也出现了。较为重要的有：贝蒂(HilaryJ.Beattie)的《中国的土地与氏族：明清两代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研究》(LandandLineageinChina:AStudyofT’ung-ch’engCounty,Anhwei,intheMingandCh’ingDynasties)、包德威(David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ChangeinChina,PoliticsandDevelopmentinTsinan,Shantung,1890—1949)，以及波拉切克(JamesPolachek)关于同治时期苏州和罗威廉(WilliamT.Rowe)关于汉口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研究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转向过程中，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是一位最为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可说是地方史研究潮流的一种反映，所涉内容大部分是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如：F.W.牟复礼(FritzMote)关于14世纪后半期南京城的历史和斯波义信(ShibaYoshinobu)对宁波及其腹地的探讨。然而，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则为施坚雅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与他的其它一些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认为“由于中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3]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同时，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9个区域，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历史的结构“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透视结合起来，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4]总之，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受施坚雅跨行政区域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多点研究的新形式。如：黄宗智(P.Chung-chih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乡村发展》(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跨越清代史和近代史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年间的历史进行纵向考察；杜赞奇(PrasenjitDuara)、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和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OriginsofTheBoxerUprising)中则围绕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集中考察。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而且“一个省份本身地区差异都很大，很难作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概括”，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在描述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特征上面。”[5]同样，萧邦齐(R.KeithSchoppa)对沈定一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几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讨论。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对空间予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省会的杭州和乡村的萧山衙前，沈定一在这三个活动场所其“整个身份序列的结构和含义是随着区域背景的差别而变化的。”[6]二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加强地方史研究的趋向，不仅是对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反战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作出的回应，而且也是对60年代以来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的变化作出的回应。在这里，年鉴学派的影响尤为至深。从60年代中后期起，年鉴学派通过学者交换等方式大举渗透到美国各大学历史系。年鉴学派强调人类社会是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主张在总体史观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某些特定地区的总体史，认为地区史“作为总体史研究的基础和样板，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历史，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总体的历史面貌。”[7]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70年代美国史学界兴起了“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浪潮。[8]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史化”倾向即是这一史学潮流的一种反映。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Jr.Wakeman)、戈德曼(BrvnaGoldman)、艾尔曼(BenjaminA.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attheGate:SocialDisorderinSouthChina，1839—1861)是一部以中英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1839—1861年为讨论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著作。戈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身份》(NativePlace,City,andNation:RegionalNetworksandIdentitiesinShanghai，1853—1937)中探索了会馆与大众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建立的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成为了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它如杜赞奇、斐宜理、黄宗智、周锡瑞等学者都从自己考察的空间范围着手，对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艾尔曼则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FromPhilosophytoPhilology)中试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其考察的空间对象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艾尔曼的另一部新作，则将18世纪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与常州地区的社会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他在该著作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性团体的差别，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衍“仰赖于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互动的过程。”[9]其次，普通民众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受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层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日趋“下层化”、“大众化”，大量的“不入流”的无知沉默的民众成为史著的主角。穆黛安(DianH.Murray)在《华南海盗》(PiratesofSouthChinaCoast，1790—1910)叙述的是关于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海盗的完整故事。斯特兰德(DavidStrand)从对北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部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韩起澜(EmilyHonig)的一本关于在上海苏州人的书中(CreatingChineseEthnicity:SubeiPeopleinShanghai,1850—1980)，从剖析社会群体问题入手，试图揭示生活在上海的苏北人被歧视的原因。她的另一部著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女工》(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1—1949)反映的是大都市纺织女工的生活，并通过对30年代盛行包工制度的研究，探讨了青帮在上海市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著作与赫沙特(GarlHershatter)所著的反映天津码头工人的著作——《天津的工人》(TheWorkersofTianjin，1900—1949)，都代表了80年代美国中国史学界研究城市工人阶级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研究革命史时也一反过去以个别英雄人物或党派为主题的治史传统，主张从地方的民众运动中去理解革命。周锡瑞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湖北的情况时，就把革命看作为乡村和城市的民众运动，整个运动是一个分化了的士绅阶级和新兴的社会势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过程。同样，裴宜理探讨的是淮北地区在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军、共产党革命运动)。她在书中提出在诸如淮北这种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的地区，资源常年不足，农民的集体暴力行动就构成谋求生存的合理策略。而共产党力图把农民的反抗精神“从掠夺与保卫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来，改造成为对新社会秩序的明确追求。”[10]其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地方史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一般是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出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此，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通过细致入微的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因素的复原，加深对下层历史的了解。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孔飞力则“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了剖析。[11]其它如周锡瑞、杜赞奇和裴宜理的著述均广泛地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当历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更倚重于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12]该著作放弃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用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来研究庙会、宗族、神话的文化象征，并从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了“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词，认为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奉该庙的神灵——所界定。”[13]最后，在史料方面，方志、档案、宗谱和口述文献成为主要的材料。决定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材料的性质。地方志作为主要记载一个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风俗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由此就成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施坚雅在研究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深刻地体会到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数千部方志为县或其他行政单位编写的地方性的志书，提供了地方市场和通常有关交易过程本身的异常详尽的资料。”[14]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了方志材料。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种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作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载的朱程万传记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为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ChinesePeasantEconomy: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HopeiandShantung,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部分是关于河北和山东六县六村的情况，其中大部分是当时采访农民的记录。三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总是以“王朝周期循环”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唯有等待西方猛力一击，才能沿着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通过地方和区域史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富联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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