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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孙大雨
孙大雨译《黎琊王》,1948年版
昼锦路是沪上南市老城厢里的一条小路,这里曾住过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先生。如今,列入旧区改造的一排老屋已然拆除,只余最后一间。近日,我与孙近仁先生(孙大雨女婿)约定,拜访了他的老伴、孙大雨女儿孙佳始。孙佳始老人年逾八旬,依然眉清目润,一派大家闺秀的气质。
初识志摩
孙大雨(1905—1997)祖籍浙江诸暨,出生于上海黄浦区(原南市老城厢)昼锦路一百三十三号(馆驿西弄内)一幢两层五进的大户人家,父亲孙廷翰,清朝翰林。家里延聘清末秀才做孙大雨塾师,使他五岁开蒙,读了八年四书五经。后进入新式学校青年会中学附小,并以优异成绩直升中学,课余编辑学生刊物《学生呼》。他学业一路优秀,被家人称为“伽弟”(小孩能干上海话称“伽”,读jia音四声)。
谈起父亲,孙佳始口气平缓,却深蕴感情。她是家里的独苗,从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话题说到孙大雨在清华求学,就谈到了徐志摩。1922年初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高等科后,孙大雨参加了“清华文学社”,后编辑《清华周刊·文艺增刊》。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校园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闻一多、梁实秋、顾一樵等,以及被闻一多称为“清华四子”的子潜孙大雨、子沅朱湘、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文学社有小说、戏剧、诗歌三组,而多数成员偏好诗歌,诗歌就成了创作和讨论的主项。后来他们都加入徐志摩为主的新月社,成了“新月四子”。他们同气相求,刚正不阿,可谓性格即命运,人生皆坎坷。富联
“清华四子”以诗为友,相互砥砺,情谊深笃。朱湘交不出学校伙食费,孙大雨把自己的皮马夹送进当铺予以资助。朱湘离开学校南下谋生,先到上海,却处境困难。时在北京的孙大雨得知后,写信给上海的母亲,让朱湘在昼锦路老宅免费吃住。
1924年春,蔡元培、梁启超邀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泰翁4月12日到上海,徐志摩、郑振铎等到汇山码头迎接,下午陪同游览龙华古寺。23日到达北京,5月1日晚,开始在清华大礼堂作系列演讲,这是此次请他来中国的主要议程。正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孙大雨获悉泰氏入住清华园,即刻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荷花池畔后工字厅泰翁下榻处请求见面。果真受到泰戈尔的热情接待,他们用英语交流着对社会对诗歌的看法,谈兴甚浓。临别,泰翁以孟加拉文和英文,为孙大雨题词留念:“寻求真爱更要追求真理。”也许,在这次与泰翁难忘的见面中,孙大雨也第一次见到了徐志摩。因为,泰翁在中国的所有行程,从上海、杭州、南京、济南,一直到北京,以及6月赴日本,全程都由徐志摩安排并陪同翻译,虽不能说每时每刻都在泰翁身边,但有访客则需照应。徐志摩后来在文中写道,“承清华学校的好意,替他(泰戈尔)安排得又舒服又安闲,他在那边随便与学生们谈论人生问题”,可见有人来访,徐志摩是陪伴左右的。而1949年8月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作者出于对当时环境的顾虑,回避了相关故实。熟悉徐志摩和孙大雨的女作家凌叔华,也曾撰文说,年谱不提孙大雨是不该有的疏漏。陈从周曾在《记徐志摩》一文中谈及:“毕竟是年谱,因为有关体例,若干事是写不进去,更有许多是他死后的事。”所以,在徐志摩的史料中,很少出现孙大雨的相关信息。富联
交谊日深
1925年5月,闻一多留学回国,搬进京城新寓后,居处较宽敞。正如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上星期六我也去了。”这个“新诗人的乐窝”,是徐志摩与孙大雨、朱湘等诗友经常聚会的地方,“清华四子”给徐志摩留有很好印象,1926年4 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每周一期,徐志摩邀请他们轮留做编辑。自此,孙大雨与徐志摩有了更多交往,遂成莫逆之交。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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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孙大雨从清华毕业,按规定可先在国内游历一年,再申请赴美留学。他第一站去了长沙,凭吊屈原,以缅怀我国诗歌先祖。第二站去了浙江普陀洛珈山圆通寺,借住在寺庙里,面壁两个多月,伴一盏青灯,冥思苦想,探求新诗的出路,并创建出“音组”理论。他认为,新诗应有自己的韵律,否则成了分行散文,与白话文没多大区别。以后,他写出数万字论文《论音组》和《诗歌的格律》。他说:“我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由此,孙大雨第一次以音组结构创作了十四行体新格律诗《爱》,1926年4月10日,徐志摩将此诗刊发在《晨报副刊·诗镌》第二号上,这是徐第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诗作,给了孙莫大的鼓舞。1928年,徐志摩主编的《新月》第二期及第十期,发表了他的《海上歌》《一支芦笛》。1930年秋,孙大雨留美归来。徐志摩在年底《新月》第三卷第二号发表的《〈诗刊〉出版预告》中说:“四年前我们在北京晨报出过十一期的《诗镌》,我们几个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我们已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大雨、饶孟侃诸位,盼望继续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1931年1月,《诗刊》创刊,头条刊发孙大雨的《诀绝》《回答》《老话》三首,徐志摩在《诗刊·序语》中写道,“本期稿件的征集是梦家、洵美、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大雨、洵美、志摩负责的”,并对孙大雨的诗给予高度评价:“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当年9月,陈梦家编《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也选用了这三首诗。富联
孙大雨回国后,得徐志摩介绍,赴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月薪两百大洋,生活待遇相当不错。1931年4月和10月,《诗刊》在第二和第三期上,刊出孙大雨长诗《自己的写照》前三百行,徐志摩在第二期的《前言》中写道:“大雨的《自己的写照》,是他的一首一千行长诗的一部,我们请求他先在本期发表。这三百多行诗我个人认为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我们热诚的期望他的全诗能早日完成,庶几我们至少有一篇新诗可以时常不汗颜的提到。”徐志摩对孙大雨的如此诗歌评说,还没有出现在第二个新月诗人身上。
其实,孙大雨很早就显露出他的诗才。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学生时期就读到《时事新报·学灯》上刊出的弥尔顿、雪莱的诗作,对诗歌产生极大兴趣,十五岁写下《海船》一诗,共五节二十行,以守拙为笔名,在1920年5月刊发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上。1922年8月,他的诗《水》,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同年,《小说月报》刊发他的《滴滴的流泉》,由三十三首小诗组成,明显受到泰戈尔诗风的影响。富联
在用“音组”理论创作新诗的同时,孙大雨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他认为,莎剧是以五音步格律诗写成的诗剧,汉语翻译也应用音组对应译出。他的莎译,获得了徐志摩的大力推崇和扶持。1931年4月,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诗剧《黎琊王》(三幕二景)。此译迟至1948年11 月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1931年10月《诗刊》第三期上,徐志摩又刊发孙大雨的《罕秣莱德》(三幕四景)。虽然是节选试译,徐志摩仍给予很高评价:“这是我们翻译西洋名著最郑重的一个尝试,有了他的贡献,我们对于翻译莎士比亚的巨大事业,应得辨认出一个新的起点。”这是徐志摩生前最后一次刊发孙大雨的译著,成为绝响。
1933年春,孙大雨应胡适之邀,去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下半年应梁实秋的敦请,去青岛大学任教,并结识了沈从文。1935年良友出版“人间世丛书”,其中有《二十今人志》,刊沈从文写的《孙大雨》一文,文章描写了三十而立的孙大雨:“十分草率的外表,大手,大脚,还在硕长俊伟的躯干上,安置了一个大而宽平松散的脸盘。然而这个毛坯子似的人形,却容纳了一个如何完整的人格,与一个如何纯美坚实的灵魂!”当年11月,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登载被徐志摩赞为“概念阔大,情感深厚,观照严密,笔力雄浑,气魄莽苍”的长诗《自己的写照》后面八十余行。可惜的是,因种种原因,长诗未竟完成,至少有负徐志摩的热切期待了。富联
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一员,被苏雪林称为继徐志摩、闻一多之后的新月出色诗人孙大雨,早期没能结集出版诗集,人们缺少了研究他的诗歌文本。我手头有册《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虽薄薄的,却是孙大雨第一种诗歌单行本。诗集由诗人周良沛编选,1990年5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周良沛在《卷首》有万言长文,对孙大雨的一生和诗歌作了评述:“被朱自清称之为‘格律诗派’的新月同仁中,孙大雨那种固执于格律诗观的犟劲,是少有的,可以说,他是很‘新月’的‘新月’诗人了。”就是说,他的诗,早期有新月派的特点,尤其是写《自己的写照》时,已从陶醉于玲珑剔透的盆景中,转而以粗笔浓墨,大刀阔斧地下笔写出世界的大都会,极力从真实上写出诗人对人生探索的赤诚。富联
永志怀想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回到上海定居,孙大雨和妻子孙月波与之常相往来。1931年7月16日,徐志摩在给北京胡适信中写道:“说些开胃话吧!昨晚我家大集合,有洵美、小蝶夫妇、朱维基、芳信、孙大雨、高植。”徐志摩1931年8月在上海出版《猛虎集》,将新著题赠给孙大雨,上款称“大雨元帅正之”,而落款则自谦“小先锋志摩”。由此可见,比徐志摩小九岁的孙大雨,在其心中占有何等分量。此书出版仅三个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辞世,成为留给孙大雨的最后礼物。可惜此书在“文革”中被抄走,前些年却现身拍卖市场。孙大雨在1926年赴美留学之前,和1930年归国之后,其间约三年时间,是他与徐志摩交往最多、过从甚密的时刻。就在徐志摩辞世前两个多月的9月14日,徐志摩为孙大雨去北师大任教一事,致胡适的信中说:“还有孙大雨的事,也使我觉得为难,他非得有一个月的薪水到才能走路。无论如何得寄他至少三百元,否则连累他半年失业,我如何过意得去。”之后10月29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孙大雨:“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卖否由大雨决定。”孙大雨卖宅地救急,徐志摩乐做中介,可见当年新月诗人间的相互信任。富联
顷闻徐志摩去世噩耗,孙大雨悲伤不已,写下《招魂》:“你去了,你去了,志摩/一天的浓雾/掩护着你向那边/月明和星子中间/一去不再来的莽莽的长途……/快回来,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那去处暗得可怕/那儿的冷风太大/一片沉死的静默,你过得惯?……”此诗写于1931年12月2日,写得哀怨凄绝,读来令人悲咽,当月刊于《北平晨报》的副刊“北晨学园”,并选入《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一书。
谈起徐志摩,孙大雨多次对家人和朋友说:“徐志摩为人极好,单纯到近乎天真。”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他也会称赞徐志摩:“天真纯朴,很可爱,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接触中,时常听到他谈起史沫特莱。”念兹在兹,孙大雨不忘徐志摩对他的扶持之恩、诗友之情。
孙佳始还记得,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母亲,经常带她去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二号陆小曼家玩。记忆中,陆小曼有点形容枯瘦,也许,徐志摩的离世对她打击甚大,多年后还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特别要提到的是,徐志摩生前曾对孙大雨有过重托,把他一个棕黄色小皮箱寄存在孙大雨处,里面装有徐志摩的手稿、书信、日记等重要私人资料。如果徐志摩没有第二个皮箱的话,这就是他曾经托凌叔华保管过,被称为“八宝箱”的那个皮箱。徐志摩从北京回上海时,把此箱带回,放在家乡海宁硖石镇。他曾在胡适家中向沈从文谈起过,将来可以参考箱里资料,为徐写传的事。此事另有一说,徐志摩去世后,凌淑华把箱子交给胡适,胡适有交孙大雨处理的想法。也许,当事人记错了还箱的年份。如今,这些已不可考。不管如何,此箱最终交到孙大雨手上,可见徐志摩对孙大雨的信任。徐去世后,孙大雨把箱子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屋最隐秘处。可是,在十年动乱的抄家中,这个小皮箱被抄去后至今不明下落。孙大雨曾留有抄家物资归还清单手迹,其中有未还的“徐志摩手稿一箱”。孙大雨生前说起此事,痛心至极,深感对不起故友。富联
1994年8月,台湾春晖影业公司拍摄专题片,专程来沪采访孙大雨先生。九旬老人面对镜头,深情回忆与徐志摩的交往,并朗声背诵了徐志摩的诗作。这是他晚年为数甚少的访谈录,留下了珍贵的声像史料。两年后的1997年1月,新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孙大雨在上海谢世。2000年1月,由女儿孙佳始和夫君孙近仁合著的国内第一部孙大雨传记《耿介清正》,列入“亲情思忆·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富联
孙大雨生前曾计划用诗体译出三十七部莎士比亚全部戏剧,包括撰写一部自传,终未能如愿。202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孙大雨译文集》,收有《奥赛罗》《麦克白斯》等八部莎剧,雪莱、拜伦等英诗中译,以及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古诗文英译,这凝结着孙大雨一生心血。倘如两位新月好友地下有知,当可感到欣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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